最会溜须拍马的戈培尔,也葬送了纳粹回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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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元首希特勒的登峰造极，自然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推波助澜，他的助手们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个篱笆三个桩，希特勒手里的牌真是太好了，这里面仅军事天才就有曼施坦因、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这三位被后人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三大名将。除了能打仗、绝对效忠之外，在整个“二战”从头至尾，鲜见纳粹将领投降的，这也反映了德国人的民族精神，骨子里的自我优越感和荣誉感。反观法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望风而降，举国沦陷，泱泱大国化为异域，我们就能看出这两个民族的骨气何等不同，德国人是一个凡事慢半拍，但一定会把事做到极致的民族。但中国人的哲学却与此不同，中国人认为“物极必返”，因此对全、纯、极端（哪怕是美好的），都持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所以，在德国人眼里自以为是的“唯我独尊”直至一败涂地，到了中国人眼里就名正言顺，所谓“爬得高，摔得重”。再回到主题，纳粹风靡欧洲的五六年内（年入侵奥地利开始到年灭亡），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登峰造极，在舆论战线也有能人，其中最“功（chou）勋（ming）卓（yuan）著（yang）”的就是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这个人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把杀戮犹太人粉饰成净化土地，把侵略战争说成解放全人类。他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完全理解希特勒的所需所想，捧着希特勒的宏伟梦想，并对队伍中的质疑声和不同声音采取果断而决绝的清除。在《帝国的毁灭》这部电影中，我们就能看见，一个如神一样的希特勒，被他簇拥成为不可置疑，毫无过错，永远正确的人。尽管此时此刻，苏军已经包围了柏林，纳粹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对希特勒早已失去希望的将领们，选择了醉生梦死，喝酒打牌，唱歌跳舞，对局势还有清醒认识的将领们则千方百计试图把实情告知这位已经自我麻痹，对环境毫无掌握的元首，希望他冷静地采取对纳粹和德国人民都好的方案：当然是阻挡苏军，将德国交给西方，以此为筹码换取纳粹战后的生存空间。罪恶滔天的纳粹自知换取盟军赦免可能性不大，但毕竟现在德国还在自己手里，多多少少能换来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果苏军把德国占得差不多了，那纳粹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但希特勒每天只做几件事：第一，在大家面前保持他战斗到底的决心；第二，在地图前指挥那些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的部队，当身边人员好心指出这支部队已经没人时，他就歇斯底里骂别人骗他；第三，故意表现出谦和、礼貌、仁爱，使大家继续心甘情愿替他卖命。当然，当苏军推进到离他所在的地下王国只有几百米远时，他开始实施最后一件重要的事：自杀，在自杀前，他和那个狂热、美丽、能干、忠诚的爱娃结婚了。他吩咐手下把汽油准备好，自己决定去了，不能让敌人羞辱自己的尸体。那个戈培尔呢？如果不是希特勒，就凭他只有乱炖的舌头，恐怕什么都不是，如今希特勒在，他就有希望，希特勒一完蛋，他就完了。他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当希特勒带着爱娃和每个人做最后道别时，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跪在元首面前恳求他突围出去，带他们离开柏林，也许还有希望，希特勒拒绝了他。希特勒死后，戈培尔代理了纳粹总理，随后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毒死，自己也选择了自杀。《帝国的毁灭》中，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难道希特勒真的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吗？不是，他比谁都知道，戈培尔不知道吗？他也比谁都知道。有一次开完会后，戈培尔找到一位女打字员，说你给我打一封遗嘱，打字员看了他一眼说，我正在给元首打呢。戈培尔啥都没说，就走了。貌似我们看到一群很分裂的人，就如几位女打字员地下窃窃私语，别看他们在大会上说的信誓旦旦，下面早就对元首说三道四，想着怎么谋自己的出路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讽刺，内心毫无人民的人，满嘴德国人民，心中毫无正义的人，满嘴忠诚。针对戈培尔的“名言”，可以加一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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